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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樊和平(樊浩) 唁电

2020-04-26

亦师亦亲是方公


樊 浩

2020.4.23


4月22日上午,我在新加坡收到学生徐嘉教授微信:方克立老师4月21日22点19分去世。这是新加坡因疫情暴发李显龙总理宣布再延长封城一个月的日子,我盯着手机看了半天,夫人提示道:2020年四个月不到,中国已经走了14位院士。方老师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是今年国家损失的第15位大师了。整个下午我不时查网络,没有看到讣告,心存一丝希望,但愿这是误传。晚上给师母黄老师打电话,才知道了一切。整个晚上,与方老师近三十年的交往如过电影般显现,清晨映出一行字幕:亦师亦亲是方公。

我不是方老师的入室弟子,但在情感上一直将方老师当老师,方老师也一直像对弟子一样呵护帮助我,而且与方老师和师母黄老师有着超越师生的那种亲情,虽然见面和联系不是很多,但却绵延着携带温度的师亲记忆,亲切而醇蜜。1982年我从东南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时,曾报考方老师研究生,那时研究生还是一个令人向往却稀罕得陌生的符号。我用任继愈先生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孙叔平先生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稿》为复习蓝本,最后还是落榜了,拿到专业课考卷才发现方老师的体系与两位先生很不同,记得其中有一道题是关于“诚”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本体论与价值论意义。若干年后见到先生谈起考试落榜之事,方老师和霭而亲切地说:那时竞争太激烈了,错过了好多优秀的学生。这种体贴宽慰顿时化解了隐存多年的失败遗憾。

第一次拜见方老师该是1992年,当时我担任东大哲学系主任,因伦理学硕士点建设与叶明教授冒昧登门请教方老师。那时信息不通,找了一个上午到处打听,到方老师家时已是中午一点多,他儿子告诉我们先生已经午休,请两点半后来。我们在楼下等着,担心先生是否愿意见我们,也为见着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惴惴不安。见面后,先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孩不懂事,你们远道而来,应该喊醒我。一句话,我们的紧张烟消云散,让我感动效法了几十年。因着这段经历,每每远方而来的“不速之客”找来时,我都会想到当年方老师笑眯眯说着这句话的容貌,从方老师那里学会那种对人、对世界的宽和、理解和体贴。

有了这次经历,与方老师的联系就多了起来,因为我感到方老师不只是那种让人仰视的名家大师,更是在不经意的受教中让人感到温暖的长者。这么多年,我在头脑中经常表象出方老师的音容笑貌:轻轻而亲切的话语,不疾不徐的语速,总是微笑着看你与你交谈,其间透逸出一种长者的慈祥,然而仔细回味,却是一个哲学家的仁慈,示范演绎的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无论什么时候彼此交谈,无论是学术还是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方老师总是拉家常式地娓娓道来,亲切的言谈中有对学术的执着,对世道人心的坚定原则,更有不经意间的指引启迪,透着一种大道无言的中庸之境。

真正与方老师密切的学术交往开始于1992年底,那时教育部要编写一部《中国文化概论》作为全国大学生的统编教材,由张岱年老师和方克立老师担任主编,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各领域的年轻教授。那年底我刚刚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有幸与葛剑雄、郭齐勇、杨国荣等当时已经蜚声学界的学术精英一道成为两位大师的团队成员,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挤”进国家队,当然也是方老师的提名和提携,否则像我这样初出茅庐、又在一个传统工科院校工作的后生很难有这个机会。整个工程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方老师负责,在此过程中才有机会结识国内伦理学界以外的那些著名哲学家和学问家,除上述哲学家外,还有史学大师张岂之先生、钱逊先生等,陈来先生也多次参加了课题组的活动。研讨和散步时经常与方老师在一起,所谈论的许多话题,对我后来做人做学问产生了很大影响。

1992年后,韦钰校长大手笔绘制东南大学蓝图,尤其着力推进文科发展,希望有位文科大师执掌牛耳,方老师就是最仰望的人选。韦校长致信方老师,恭请方老师和黄老师来东大,东大对方老师的恭敬和诚意如此,乃至韦钰校长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后还又一次邀请,后来接任的陈笃信校长、再后来的顾冠群校长,三任校长,两位院士,都一以贯之地非常真诚而执着地希望方老师、黄老师来东大。当然,当年的东大文科基础还过于薄弱,坦率地说很难像在中国社科院那样为方老师、黄老师提供那些条件,最明显的就是学部委员。但可以想见,如果当年东大能迎请到方老师,东大的文科,东大的哲学,将是何种局面。那时方老师和黄老师曾感动于东大的真情受韦校长之邀访问讲学一次,短短几天两件事给我留下几十年的教益。一是方老师叮嘱我,学会先做学术带头人,然后再学会做学科带头人。那时我刚破格晋升教授,是全国最年轻的哲学伦理学教授,又是东大最年轻的系主任,年轻得志,感觉很好,根本不知道“学术带头人”与“学科带头人”有何区别,甚至潜意识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已经是“带头人”。但我记住了这句话,在日后的学术推进和学科发展中反复琢磨体会,最后开悟:原来它们不仅是两种能力、两种品质,而且完全是两种境界。今天我经常与同仁们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重复当年方老师的教导。第二件事是我们到扬州,方老师无意游览,而是要去找一个给他写信的人,这是一个普通市民而不是扬州高校的老师,他给方老师写信,请教学术问题并发表自己见解,我们好不容易在一个破旧小区找到这幢楼,要知道当年可没有百度地图指引,要找到一个普通市民的住宅如大海捞针,那个人刚出门不在家,当然那时手机还没普及,方老师非常耐心地站在那里等着,像等着一个久违的贵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位“粉丝”见到他的“偶像”时的那种如天方夜谭般的诧异,激动得手足无措,直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方老师还是那样,慈眉善目,轻言慢语地似乎是与一个老朋友交谈。我大脑的海马区镌刻了这个场景,经常给自己演示,它教会我如何对待世人,尤其那些表面上与自己地位身份悬殊的世人,这已经不只是一种儒家“仁”的境界,而且也是道家“齐”即齐万物的境界,是佛学同体大慈的境界。

在我个人和我们东大哲学学科尤其伦理学科的发展中,得到方老师太多的指导、关心和帮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方老师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人物志》,将我放到这个人物志的最后一位。这当然是对我的抬举,我明白自己并不具有这种地位。后来我们建设伦理学博士点,屡败屡战,在激烈的竞争中也遭遇了个人的“至暗时刻”。那时自己仗着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挑战和竞争的都是中国的顶尖大学,因为缺少历练也经不住挫折的打击。在最困难的时刻,方老师,罗国杰老师、陶德麟老师、刘放桐老师、唐凯麟老师等前辈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支持,令我们终身难忘。1999年底的那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当方老师打电话祝贺我们成为全国第三个伦理学博士点时,我已经躺在床上,身体无力得连一句“谢谢”都难以大声发出,但我记住了这一刻,永远地记住。2007年,我与万俊人教授一道成为伦理学界第一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方老师毫不犹豫地为我倾力写推荐信。我明白,正是方老师、罗国杰老师、陶德麟老师、刘放桐老师,还有远在美国的史学大师许倬云老师厚爱,自己才有可能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进步。至今几位大师前辈推荐信的内容我都历历在目,不是沾沾自喜,我知道这只是嘉勉,而只是为铭记一份真情,学习一种做人做学问的境界。

古人言天地君师亲,我与方老师和师母黄老师,一直有种师亲之感,联系不多,相见更不多,但经常想起,想到总是很温暖亲切。偶然拜访,方老师与我谈学问,黄老师总是在旁边“打岔”:“你别再鼓励他做学问,已经够玩命的了。”直到昨天,向黄老师打电话表示哀悼之情,黄老师还是不断叮嘱:注意身体,你身体本来就不好。此景,此情,可成追忆,已成追忆。

方老师已经驾鹤西去,我相信,他一定像往常一样,以一种哲学家的情怀和境界仁厚慈悲地在天空微笑地看着这个世界,对世人轻言慢语宇宙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