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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

中南大学 吕锡琛:求索路上有方师——沉痛悼念方克立先生

2020-04-26

求索路上有方师

——谨以此文沉痛哀悼方克立先生!

吕锡琛


惊闻方克立先生仙逝,真不敢相信!大年初一还通过电话向先生拜年,千里之外,他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润厚,心中庆幸先生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万没想到,时隔数月,他竟驾鹤西去。令人哀痛不已!此刻,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在我眼前。

我虽不是方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在我学术求索的道路上却曾受过这位良师的深刻影响。

初识方先生是1982年10月在衡阳召开的王船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众多的学界大伽中,初出茅庐的我对这位老乡学者印象犹深。三年以后,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湘潭召开。作为湘潭籍的著名学者,方先生参加了在家乡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会议的论文《老子思想与贞观之治》一文,得到方先生等诸位前辈的肯定。当时,方先生还就此文提出了另外一点感想:“思想史研究应注意和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更多地学习和积累社会物质生活史和政治史等方面的知识。” 然而,让我惭愧的是,刚踏上学术之路的我当时并没有将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研究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只是在翻阅《贞观政要》时“意外地发现”老子思想对贞观君臣的影响,撰文不过是“有感而发“而已。是方先生的提示将我带到一个新的思考高度。

从此,我自觉地沿着“将思想史和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路子,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研究,围绕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历经六载,撰成近30万字的专著《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这一课题前贤鲜有涉及,诸多观点也是自己的一孔之见,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呢?当时,研究道家道教的学者极少,偏居一隅,求教无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年以前提示我进入这一学术之路的方克立先生。于是,我致函求教并表达了希望他为本书作“序”的请求。承蒙先生慨然应允,让我喜出望外。

当时,正值先生参加国际会议归国不久,夏日炎炎,旅途劳顿未消,即上门打扰,让我十分不安。至今还记得,我牵着七岁的女儿进入南开大学先生的寓所时那份忐忑和拘束,但先生的慈祥与和蔼很快让我放下了紧张。言谈之间,他问及王兴国、唐凯麟等家乡的老同学——这些我素来敬重且熟悉的前辈,更是平添了几份亲切。我奉上拙作并向他汇报了主要内容和思路,他含笑倾听,点头鼓励。当我们辞别时,方先生拿出一盒刚从海外带回来的巧克力送给孩子,并将我们送到到楼下。在那个年代,洋巧克力这种泊来品颇为稀罕,看着女儿兴高采烈地吃着方爷爷送给她的糖果,我也领受着流入心田的温馨与感动。

很快,方先生寄来了亲笔用钢笔书写、长达两千余字的“序言”,遥想方先生在酷暑中审阅书稿、运思挥毫的情景,手中的文稿显得格外沉重。在“序言”中,方先生不仅肯定了书中的探索精神、创新见解和严谨学风,并且进一步指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形成的深刻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多优秀的的专门研究论著问世” 。这是方先生对学术界的期望,更为我提供了新的启示!道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真是个有意思的课题!我开启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方先生等诸位前辈的支持下,“道家与民族性格“得以立项为199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此后,我对道家道教文化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道家道教思想领域不是方克立先生的主攻研究方向,但我个人学术生涯中最初的两部道学研究专著却都受惠于他的引导、支持和鼓励,足见其学术眼光之宽广高远,更体现出他对后学的扶持与关爱。这是让我终身难忘怀的。我相信,像我这样心存感激的学人,一定还有很多很多!

1992年,我调入中南大学(当时为中南工业大学)社科系,在著名伦理学家曾钊新教授的主持下,参与中南大学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后来又与曾先生和李建华教授等诸位同仁共同筹建中南大学伦理学博士点。在这一过程中,亦得到方先生的诸多指点和支持: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我和李建华院长曾专程赴京向他求教,他也数次和夫人黄老师一道来我校讲学和指导,对中南大学的文科建设贡献多多。在他和罗国杰、唐凯麟等诸多前辈学者的关怀下,中南大学的哲学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2001年以来,先后获得生命伦理学博士点、伦理学博士点、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授予权和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一批年轻的后起之秀也在不断成长。方先生看到乡情所系的高校呈现出一派蓬勃景象,定当含笑九泉吧!

方先生虽已离去,但他勇于创新、潜心治学、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风范将彪炳学林,垂范后学!




中南大学吕锡琛

202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