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繁荣还是智识危机：
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变局与知识治理创新”圆桌会议综述
会议海报
2026年10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与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协办的“知识繁荣还是智识危机：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变局与知识治理创新”圆桌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良乡校区）举行。
本次会议系2026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交流会分论坛，也是出版学科专业共建五周年之际一次全新的会议形式探索。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让知识生产站在技术拐点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迎来前所未有的知识繁荣，另一方面，知识的定义权、判断权正面临由人及机的转移，传统认识论与知识治理框架遭遇深刻的适应性危机。来自主管部门、十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及多家出版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众多青年学子现场旁听，会议室座无虚席。
会议现场
会议开幕致辞环节由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马英娟主持。
上海市社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马英娟主持
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张久珍教授致欢迎辞。她回顾了出版学科共建五年历程，指出一个学科强不强，关键在于能否回答本学科最重要的问题，而“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变局与知识治理创新”正是一个能够“跳出出版看出版”的大问题。她期待这场讨论谈得深、谈得实，既回应理论，也回应出版业的现实问题，更让青年学子愿意拥抱出版学科、拥抱出版业。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从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终结”（der Ausgang）一词的译法争议（Ausgang在德语中亦可解作“出路”）引出，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存乎一词之间——数智时代带来的不是出版的终结，而更可能是出版创新的出路。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极快的速度降低内容生成成本、大幅提高信息组织效率、削平知识可及性门槛，关于知识的判断、验证、分配权正不知不觉从人的学术共同体向模型与平台算法迁移。“机器可以提高效率，但取代不了思想；AI可以复制文字，但复制不了思考，可以拼接内容，但拼接不了情怀，可以迭代模型，但迭代不了人心。”他强调，出版不仅是把文字印出来、把内容发出去，而更要为整个社会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知识秩序。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致辞
主旨演讲环节由《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叶祝弟主持。六场报告在历史纵深、社会理论、治理方案与行业实践之间层层递进，构成对“知识繁荣还是智识危机”这一命题的全景式拆解。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主持主旨演讲环节
展龙教授作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展龙教授作“中国古代国家出版的知识权威与政治意蕴”主旨发言，首先将讨论拉入三千年的历史脉络。他提出“国家出版”这一核心概念：它不等于“官方刻书”，而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以确立正统、统一教化、塑造认同、维系秩序为旨归，对知识的生产、厘定、复制、传播与禁毁实施总体性支配的制度—文化体系。他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一是知识生产体系的主导性——国家掌握知识的“立法权”与“终审权”，从“学术出于王官”、熹平石经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重大知识工程，再到把国家颁定知识与士人仕途绑定而“不令而自行”；二是知识内容体系的权威性——以“正经、正史、正字、正版”等一系列“正”的工程为知识世界立极垂范；三是知识价值体系的政治性——“一道德”以统一思想，“资治道”以服务治国，“正人心”以维系教化，“控异端”以划定边界。展龙指出，中国古代国家出版是一种“政治—学术”复合权威：“谁掌握了知识的标准，谁就塑造了文明的精神秩序。”这份来自历史深处的智慧，正是数智时代知识治理的重要参照。
陈丹教授作主旨演讲
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陈丹教授作“知识治理与协同创新：构建可信共享的知识生态”主旨发言。她指出，人类知识建构正经历第三次范式革命，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不是媒介更替或渠道拓展，而是知识生产主体本身的根本性重构，AI从辅助工具变成了直接参与者。变革的本质是权责迁移：算法前置改变“研究什么”，平台赋值改变“什么算有价值”，流量逻辑改变知识形态；“个体茧房”消融公共对话的共识基础，“AI幻觉”制造的“伪共识”侵蚀可信空间。破局之策是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即一套让知识可信流转的共识基础设施，具备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三大功能，由数据提供方、服务方、使用方、运营方、监管方五类主体权责对等地协同。她特别指出，“出版并不缺内容，关键是如何以知识治理主体的身份进入国家体系。”出版业兼具可信知识源头、知识资产守护者、跨场景连接者三重优势，可沿“摸清家底—先建标准—场景试点—分配机制—跨界互联”五步落地。她总结道：知识治理不是给AI“踩刹车”，而是为可信知识建立“高速公路”，出版应从内容生产者升级为知识基础设施的服务者与运营者。
王天夫教授作主旨演讲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天夫教授以“数智时代变迁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为题，给出一位社会学家的冷峻诊断。他以围棋为喻：从李世石“侥幸赢下一盘”到申真谞“坦然接受被让两子”，不到十年，人类最复杂的智力游戏被彻底消解——这条“意义消解”的轨迹正蔓延至社会科学，大模型已能自主完成高深精深的统计分析，实现从数据采集到论文写作的全流程覆盖。悖论由此产生：对个人，AI是提升效率的“天使之手”；对领域，AI却是“死神之手”，应用越成功，人的工作消解越彻底，研究者面临沦为“数据标注工”与“结果阐释附庸”的宿命。这是一场以学科主体性换取短期便利的“浮士德交易”，根源不在技术，而在定位。他进而提出“社会与AI的共存互构”：数据为何被纳入、目标函数奖励什么、人类反馈灌输何种规范，每个环节都嵌入人的选择与判断——建构AI，就是在建构社会；而主导AI建设的技术团队存在结构性盲区，“跑起来”不等于“跑对方向”，社会科学关于制度运转、激励结构、分类政治的积累正是AI落地所缺失的。由此他主张实现从“AI4SS”到“SS4AI”的根本转向，让社会科学从底层逻辑重构、价值伦理对齐、社会场景适配、合规治理体系四个维度进入智能建构的核心——“用社会科学赋能AI，既是拯救社会科学，也是拯救人工智能。”
张久珍院长作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张久珍教授作“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观测及学科赋能”主旨发言。她从一个极小的技术问题切入：信息何以计量？知识繁荣已是事实——全球人工智能用户已达7亿，Nature2025年收到投稿310万篇、同比增长30%——但数量的增加不等于知识的增加，生产更快不等于理解更深、判断更准。她提出“信息观测点”的设想：什么才算“一份信息”、什么才算知识的真实增量？计量即评价，评价即界定——这实际上触及知识的定义权与判断权，也为“国家该干什么、平台该干什么”提供技术路线。她强调，知识繁荣与智识危机不是二选一的判断题，二者可以同时发生：知识信任可能失准，认识工作可能由辅助走向外包，知识环境可能趋于同质化。知识治理的目标是重建可靠求知的条件：深化信息素养研究，重新认识知识机构的制度作用，从知识基础设施向“智能知识基础设施”延展，以新的信息观测点为全学科评价赋能。“数智时代真正稀缺的，也许不再是生成知识的能力，而是让知识保持可读、可建、可证、可评、可用的能力。”
毛文涛副总裁作主旨演讲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毛文涛作“大语言模型如何影响知识生产和传播”主旨发言。他以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开场：预印本平台arXiv因论文显著增加而限制每月投稿次数；OpenAI在GitHub一次性发布722份数学“手稿”，人类数学协会（AHM）声明称“这并非学术造诣的展示，而是力量的示威”。借助Boden创造力分层理论，他给出大语言模型创造力的三重画像：组合式创新表现卓越，探索式创新依赖验证信号，变革式创新则结构性缺失——模型以最佳拟合既有文本分布为机制，而变革式创新恰恰要求偏离既有分布；哈萨比斯的“爱因斯坦测试”至今未通过。他强调，内容不等于知识：从柏拉图“被证成的真信念”到波普尔“批判性检验”，内容只有“真的、有据的、有人负责”才成为知识，这道门槛必须由人守住。他援引Science覆盖210万篇预印本的研究：使用AI的研究者产出有效提升，阅读引用更多元并跨越语言壁垒，“数智时代的繁荣真实存在，但主要发生在概念空间的内部”；同时质量信号正在失灵，人类洞见被淹没于“伪洞见”洪流，变革式创造力更因失去“痛苦挣扎”的养成土壤而被侵蚀。他的判断是：大语言模型是近乎完美的语言模型，却还不是够好的知识模型；应对之道是“人机协同、善用AI”——把计算交给AI，把灵魂留给人类。
李永强社长作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永强作“人工智能赋能下出版行业的全流程再造”主旨发言，把思辨落到实处。他指出，AI对出版的改变是覆盖选题、编辑、产品、发行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核心是从经验驱动、人力密集转向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衡量再造的标准只有一条：内容质量有没有提升，出版价值有没有守好。他分享了人大社的实践：选题策划以数据拓展视野、以编辑判断决定方向；编辑加工引入智能编校、四种软件交叉审定，“机器负责跑得快，人负责把得准”；产品形态实现“一次生产、多形态分发”，专业数据库累计服务超800家机构，人大芸窗用户超1600所高校；发行营销依托28万教师会员私域与新媒体矩阵精准触达，“把好内容送到需要它的人手里的目标始终不变”。他同时警示：内容质量是生命线，版权与数据安全受威胁，人的主体性与行业分化值得警惕。应对之道是坚持内容为王、划清制度边界、加强能力建设、双效统一——“人工智能输出的是可能性，出版人给出的才是答案”，用好技术、守好本心，让知识繁荣而不失智识，让技术赋能而不越边界。
圆桌讨论：真问题、三“可”场域与“出版的诺亚方舟”
圆桌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执行院长季桂保主持。
圆桌讨论现场
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谭方正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作引言：印刷文明成就了出版机构在知识生产链条中的制度性身份、权威性地位和专业性门槛；而今他以“春秋战国”形容当下，AI之下转型发展之“春”，行业下行存亡之“秋”，其他知识传播渠道崛起之“战国”。他援引国内外的研究警示：纯脑力组神经网络连接最强，大语言模型组最弱，长期依赖AI的学生记忆留存率下降、批判性思维衰减。面向未来，要以守护人类精神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建人机智协同的知识生产秩序：守护合法性边界、守住权威性秩序、守牢可靠性根基。AI是堆砌，出版是筛选；如果把思考权交给AI，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谭方正社长作圆桌引言
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马嘉宾结合教育出版实际指出：流程再造的起点在需求侧，是需求倒推流程而非技术倒推流程，衡量标准是看是否帮助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地学；关键在供给侧，内容数据化是基础、为知识负责是灵魂——“AI写得很快、生成得很多，但不会为其中的错误负责”，凡是涉及专业和价值判断的环节AI不能替代人的工作，“知识繁荣如果没有人负责，便是危机”；落脚点在人——释放出来的人工应用于更深入的专业判断、更扎实的教学研究、更完善的知识治理，“人的责任不能下放，人的价值还要上升”。
马嘉宾总编辑作圆桌引言
在自由发言环节，南开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戚德祥提出高校人才培养的四重应对：重塑培养定位、优化课程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强化价值与伦理教育——“技术是工具，人文价值、专业操守、文化传承才是出版行业的核心内涵”。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张鹏翼结合在人智交互、多智能体协同知识建构方面的研究发现分享了三点观察：AI智能体能力的提升引致多元角色下的信任重构、权力让渡与主体性保留等新议题；互联网上AI生成内容数量已超过人类创作内容，“AI中介化阅读”日益普遍，重塑着用户的内容消费习惯；未来出版物将趋向深细分和强互动，乃至演化为可交互的智能体或共读或共创“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汤俏从网络文艺场域指出，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正在互相靠近，全民参与、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模式既带来普惠繁荣，也潜藏群体性知识危机。
中南大学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易龙以“御剑飞行”为喻：剑能助飞，御剑者必须是人。AI带来知识量的繁荣，却不必然带来质的繁荣；批判性使用AI会产生“放大器”与“剪刀差”效应。知识生产须由人类智识与情感主导，治理聚焦人类主导、批判素养与差距弥合，警惕AI侵蚀人类智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副院长秦瑜明提出“系统性主体”的概念。数智出版的关键是建立与AI生产能力相称的知识判断和责任机制：人的主体性需在数据、模型、平台和制度关系中实现；治理要从生成结果延伸到知识基础，让不确定性可被发现讨论，并使责任与实际决定能力对应。出版不能只做末端审核，而要把选择、编辑、质量确认和公共传播延伸到资源、规则与服务。知识繁荣取决于可信知识、人的判断及相称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院长万安伦从出版史演进角度，阐释出版“朝阳论”的充要历史依据，为全场定分止争：出版的三元素——载体、符号、技术——每一次跃迁都带来文化生产能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公元404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时同样有人迷茫。“人类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的传承范式，怎么可能是夕阳？出版永远是朝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姜飞最后致辞：出版业似乎有必要从技术和传播生态带来的落差中起底反弹，深刻认识并牢牢守住知识把关人的底线，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维护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文化价值的主体性。
姜飞副校长致辞
知识繁荣还是智识危机？这场持续三个半小时的圆桌会议没有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知识生产越来越不受技术能力的限制，我们能不能同时维护判断知识的能力、支撑知识可信性的制度，并保有选择不同求知方式的自由。繁荣与危机之间，锚点是“可信”，路径是“治理”，而最终的尺度，始终是人。
（撰稿：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