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尚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教授、编审郑海天先生于2020年1月26日辞世。噩耗突至，又赶上疫情期间，我未能送郑老师最后一程，令我悲痛不已，难以言表。我1981年10月研究生毕业后，即来到编辑部，直至90年代初十余年间，都是跟着郑老师学习编辑工作。因此，我一直把他视作我的编辑导师。如今，导师驾鹤西归，作为他的学生理应写点文字，以表达自己对敬爱老师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郑老师可以说是研究生院建院元老之一。建院之初，一切从零做起，哪里需要，郑老师就出现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他担任过外语组组长、图书馆馆长、教务处处长，为这三个部门此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底，研究生院领导为了促进和推动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决定举办刊物，郑老师又受命组建编辑部（当时刊名为《学习与思考》，1985年易今名）。
我来到编辑部后，郑老师就郑重告诫我们说，研究生院按照首任院长周扬的指示,就是要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具体言就是出成果，出人才。因此我们学报的任务，就是促成果，促人才，也就是毫不动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一切工作，在审稿、用稿时都要牢记用唯物史观来衡量。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数十个系科、百多个专业，其中“名师”不少，“高徒”众多。这就是我们学报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稿源优势，同时也就决定了学报必然要走师生合办的道路。他认为，只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就一定能使我们这一年轻的学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高校学报中立稳足跟。他希望学报编辑部每个成员都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尽快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受郑老师身体力行的启发和影响，学报副主任张永惠和编辑利用各种机会，有目的地拜访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以及不断涌现出来的学界新秀，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和工作，学报终于组成了一支七八十人的新老专家、学者队伍。老专家、老学者们不顾自己的繁重工作以及年老体弱甚至疾病缠身，为研究生们写出了许多指导性论文，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学报的质量，使学报迅速成为在科研和高校中有影响力的刊物，同时也培养了许多成名的、有影响力的新的专家与学者，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卓著。
郑老师为人正直、坦率、诚恳、和谐，工作认真负责，从不含混马虎，又善于指导和帮助编辑工作。我刚到学报时，对编辑工作是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可谓一窍不通。郑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耐心地传授组稿和改稿的经验，并且言传身教：他在审稿、改稿中极为负责，篇篇修改，每篇稿子经他修改后，观点鲜明，文笔利索，都是我们学习改稿的范文。郑老师还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做具体的编辑工作。当时印刷厂都是手工铅字排印，编辑如算计不周，就给印刷厂排印带来困难。我刚做编辑时，觉得编辑工作很容易，把要发的稿大略算一下够学报的每期12万字容量就行。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郑老师告诉我，学报每页39行，每行40个字，每页1560字。这是我们编辑文章的底线，里面还有很多手续：首先，要把准备发的稿子每段算清字数，能排多少行，全文共有多少行，能排多少页。其次，在版式纸上要给每篇文章的第一页画出版面，即对文章题目、提要、各段落标明所占行数，以供印刷厂排版时参考。文章题目一行排则需占版式纸9行，提要与正文间要空一行。文章字体也需鲜艳、灵活，不能千篇一律用宋体。再次，各篇文章原则上不得转页，如必须转页时，也只能转至下页。
学报清稿送到印刷厂排版后，要经过三次校对。郑老师告诉我们，首次校对，要对照原文看清样，改正清样中的错误；二校时，要先看看出版社是否改正了一校的错误，然后再对照原文看一遍；三校时，要看看两次校对出的错误是否都改了，然后再通读一遍原文，看看是否还存在其他错误，一旦发现，立即改正。郑老师特别嘱咐要分清类似于“己”“已”“巳”这样容易混淆的字。当时由于是铅字排版，加之文史哲稿件中生字、僻字较多，出版社虽经毛校，但漏排、错字极多，有时一篇文史哲的文章要校对二三个小时才能改完，改出的字往往当页写不完。郑老师不论寒暑，没日没夜地跟大家一起奋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三校工作。三校后，还要“对红”，这是正式印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三校完，仍难免存在一些错误，这就要我当面看着出版社工人改正；再者，遇有铅字中不存在的字，还要请工人刻字，每次都是由一位季师傅刻字，他待人诚恳，工作认真负责，有求必应，我与他在工作中结成了好朋友。后来，印刷厂关闭，他无工作可做，就逐渐退休了。他家搬到望京社区后还与爱人来看我，使我很受感动。
除了办好学报外，郑老师还利用办学术会议锻炼我们的编辑及组织能力。1984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教授发起，两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郑老师对此予以积极响应与密切配合。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领编辑部与有关部门的同志为本次讨论会的召开作了大量的筹备、组织和服务工作。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人员普遍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已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热切希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今后要更好地结合，更多地合作，以便使我们的科学事业更快地发展和进步。会后，全国许多地区或派人或来函索要会议有关资料以及学报，使本次讨论会在全国取得了较大影响。郑老师在学报当年第2期开辟的本次讨论会特辑中，对会议作了总结，并亲笔写道：“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指引下，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伟大历史时期。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把我们的科学研究引入现代化的轨道，正是一项重大的改革课题，因而是我们两大科学界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上世纪初，郑老师离休，学报的接力棒先后交到了张永惠先生和我的手中。我们和学报全体同仁群策群力，再接再厉，在研究生院党委和历任主编的领导下，把学报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以后几年，学报发表的论文与文章的转载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至上世纪末，在一次全国高校百家学报评比中，研究生院学报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对郑老师来说，这虽然是一个迟到的好消息，但却是对他的公正评价。在研究生院的历史上，必将永远铭记郑老师的功绩。
郑老师在任时除了悉心指导我的编辑工作外，对我政治上与生活上都也很关心。我一到编辑部，他就希望我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他几次与我谈及，在自己心里要坚定这样的信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整个国家和人民就会不断取得胜利，自己也才能不断进步。在郑老师的关心与帮助下，我终于在1984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郑老师热情指导与帮助下，我的编辑工作越做越熟练，渐渐能独当一面，顺利完成任务。我的职称也从编辑起做到副编审、编审，行政职务从学报普通编辑做到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可以说，这每一步都凝聚了郑老师的心血。所以，我在专业之外，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编辑导师。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郑老师虽已驾鹤西归，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心间，成为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